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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大讲堂 - 符号风水
符号风水
 
加入时间:2007-8-4 13:25:59 点击:6536

    世上的一切原本都是符号,有的是文字符号,有的是形体符号,有其名必有其实,有其形必有其义。一个人的名字,一个单位的招牌,一个城市的雕塑,一枚徽章,一个商标,一件收藏品,一个地名都蕴含着吉凶信息。
    文字符号一看谐音,二看寓意。
    比如天津有个饭店叫“商旅饭店”,本意是供经商和旅游者吃住,但谐音却是“伤旅”,果然该饭店在正式开业之前试营期间就有一位入住的旅客突然死亡,正应了“伤旅”之音。
    抗战时,孙尉林和蒋介石在一次辩论中曾预言日本人一到洛阳必亡,因为洛阳的谐音是“落阳”,日本的太阳旗到此必落,果然,日本人刚打到洛阳,天皇就宣布无条件投降了。
    淮海战役中,国民党第二兵团中将司令官邱清泉的部队如丧家之犬急急败退。当他退到河南商丘的时候,惊魂未定忽然大叫一声:“不好,商丘者,伤邱也!此地不能驻兵,赶快退到别的地方。”
    有些文字符号蕴含着特定的意义,如果孤立的看,可能没有什么吉凶,而一旦和特定的对象组合起来,就会发生效应。
“三国演义”里有个“落凤坡”   庞 统的号又偏叫“凤雏”,结果当他带兵行到“落凤坡”果然遇难,被箭射落马,正应了“落凤”之意。
    河南焦作市火车站旁有个“天堂录像厅”,2000年3月29日发生火灾,当场烧死74人,而震惊全国。焦作的焦有烧焦之意,天堂是人死后去的地方,当晚放映的录像是《燃烧的女郎》,这些意象一组合,便产生了凶意。在其它因素的参与下,便发生灾难。
相同的符号往往会有相同的吉凶。在“烟台渡轮失事”灾难中有两个叫“王海平”和两个叫“王龙”的人同时生还。2002年1月在上海一家医院里两个叫黄小妹的老人同时去世,看起来好象偶然,但其中有必然的因素,如果是同名又同生辰者,经历就会更加相近。
雕塑是一种形体符号,作为雕塑的本身,并无吉凶,关健是看放在什么地方,配合如何,配合好了就会产生吉意,配合不好就会产生凶意。比如:兵马俑里的射俑,是秦代艺术精品,放在博物馆里理所当然。但放到飞机场就不吉了,在西北某国际机场的专用道上,就曾经放了这样一尊雕塑。跪俑张弓,箭在弦上,直指蓝天。当时过往的人都议论纷纷,认为不吉利。结果时间不长就发生“六六”空难。不敢说“六六”“空难”就是这雕塑造的,但至少这雕塑产生了负面影响。
    易友归无子曾举了这样一个例子。
    从深圳机场坐车到深圳市区,路过深圳的福田保税区看见了福田保税区的标志。一根柱子上有一个黄金色的圆球,圆球的上面左面部分去掉了一些,就象是一个圆球去掉四分之一,但是在那个四分之一部位的球心里面还露出一个小球状的四分之一是红颜色的。他当时就与在车上的深圳朋友说:“这个保税区当初建设的设想是很大地。可能是设想在中国或者是世界上是第一流的,但是因为保税区的内部出现大问题,而使这个设想不成立了。”当时车上的深圳朋友问他:“你知道福田保税区的事?”他说:“不知道呀,怎么一回事?”深圳的朋友说:“你不知道,怎能么能说出福田保税区的事情?”他听了说:“哦,是这样的,一个金黄色的地球表示这个保税区当初建设时的设想,是准备建立我们国或是世界一流的。中间出现的那个小红色的一部分圆心,就是因为内部核心人物的问题而出现了大的官事问题。”深圳的朋友听了解释以后说:“是的,就是因为保税区的领导出现问题,现在这个福田保税区已经不如以前了。”
很多国际著名的玄学家,经过新加坡时,均为城市雕塑鱼尾狮发出赞美,确认新加坡的发展与这天成之作所分不开的。如果将新加坡的版图套一个折扇形,不难发现,鱼尾狮就是扇柄的关节处,关节处的辐射使得扇面包容了新加坡最旺之地,左右两侧的扇骨正是财、政两势,为新加坡法制健全和经济发达作了最正确和稳固的框架。对外方面,鱼尾狮又如同弓箭之矢,两玄紧绷,财政相扶而在欲发之间。无论从外看新加坡,还是在新加坡看海外,其结构之玄妙,实在是恰到好处。
    收藏品也是一种比较特殊的符号。古人说,万物有灵,现代科学认为,万物有场。收藏品乃物之精华,场会更强一些。有些东西会产生吉场,有些东西会产生凶场。因收藏不当而导致的灾祸古今不断,而以文物收藏最为甚。
文物收藏绝不是常人说的有钱就可以拥有那么简单,收藏后处置是一门精深的学问。
    马来西亚巨商陆大容先生从1985年起,醉心于中国文物的收藏,从宋代的五大名窑到明清的官窑,色釉瓷,青花瓷,彩瓷等无所不收,无所不藏。世界各地,哪里有大规模的拍卖会,那里就有他的身影,常年累月,穿梭在空中,沉迷在瓷器之中。想不到,由于典藏品的保管疏忽,连连遭来灾难。美国的电影公司大厦内陈设的一千多件名瓷,先是遭到内盗,继而又发生一个插屏在半夜倒下,撞破电路,引发大火,六个小时后,一千多件名瓷与电影大厦成灰烬。与此同时,身居马来西亚的妻儿,因为打破一只永乐青花碟,互推责任,反目成仇,闹得妻子要自杀,儿子要出走,整个家庭顿时乱了章法。
    收藏家的兴衰主要还是对“藏”字缺少认识,只注意“收”而没意识到藏的学问。大盂鼎的收藏便是一例。大盂鼎是西周镇国重器。于清朝道光初年,在陕西歧山县礼村出土。大盂鼎从出土到1952年入藏中国历史博物馆为止,演绎了无数悲剧。大盂鼎出土后首先被歧山豪绅宋金鉴获得,视为至宝。但由于没有权势,数年后就被歧山县令周庚盛所夺。道光三十年,宋金鉴上京赴试,点得翰林,不甘大盂鼎被夺,在北京筹得白银三千两,又将大盂鼎购回,当作伟家之宝,以示耀祖光宗。鼎是购回了,却想不到从此家道中衰,日走下坡,宋大翰林究极潦倒,抱着宝鼎含恨而终。其后人再也熬不过生活的艰难,只能将此鼎在西安以七百两白银转让他人。物归左宗堂所有,左大人得鼎后,因从政生涯的繁忙,无心顾及宝鼎的安置,从此官运直下,问题百出。数年后,左宗堂在湖北受人蜚语,清廷即召左宗堂进京问罪,险掉性命,由于苏州籍大臣潘祖荫的疏救,才得以幸免。事后,左大人仔细反省,才明白到大祸之缘起,就在大盂鼎的入藏不当,在宗堂感激之余,以大盂鼎相赠潘大臣。以后,大盂鼎一直为潘家所有,潘祖荫病故后,其弟将鼎运回苏州故居,供放在潘家大堂,从此富甲一方的书香世家,再也不得安宁,经历了无数次的坎坷和险遇,最后姑苏望族被鼎搞得家破人亡。1952年,潘家后人将鼎捐献给中国历史博物馆,才了却了这场莫明的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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